麻花传M0044苏蜜清歌

李爱青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。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实现连续十八年丰产，但粮食生产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。而稳粮最终要靠稳政策、稳收益，保护种粮积极性仍是目前首要。

当前，我国有两类种粮主体，一是小农户，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这两者的积极性要统筹考虑和调动。农业农村工作，说一千、道一万，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麻花传M0044苏蜜清歌副主委、安徽省政府参事、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员李爱青认为，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，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。

他在调研中了解到，去年以来，粮食价格虽有一定回升，但化肥、柴油等农资价格和人工费也在上涨，种粮比较效益还是不高，导致一些农民不愿意种粮，工商资本下乡基本也不想种粮。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信号。同时，国际市场越来越开放，国内粮价常常高于进口到港税后价格，国内外竞争压力日益增加。另外，粮食是特殊产业，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与保护。这些年，以市场为主、补贴为辅的粮食价格常常只能覆盖生产投入，难以让粮农有更多获得感。而且，我国的支农政策力度还很弱，农业补贴仅占农业产值的15%，美国则占40%。如今，我国农民早已成为可自由选择就业岗位的市场主体，会考虑就业的收入水平和发展预期。如果种粮纯收入难以吸引人，他们就难以保持生产积极性。种粮比较效益低，也造成了我国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普遍滞后，种粮农民收入普遍较低，拖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后腿。

李爱青认为，保障我国粮食主产区粮农持续增收，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共同富裕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为此，他向十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《对于保障我国粮食主产区粮农持续增收的对策建议》。

李爱青建议，向粮食生产本身要效益。聚焦三大主粮。推进粮食生产完全成本与收益保险。农业抗灾资金、农业补贴资金、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等都应向三大主粮生产聚焦。设立为小农户提供代耕代种、代育代插、联管联防、土地托管等作业服务补贴，推行合作式、订单式、托管式等粮食生产经营服务模式，积极发展粮食全程社会化服务。突出投向重点。各项支持政策项目，重点向粮食主产区种粮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倾斜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高标准农田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建设，形成多方投入的格局。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的晒场、仓储烘干、机房机库等应给予相应扶持，提高生产和抗风险能力。推动粮食主产区专用粮和优质粮生产。粮食实行优质优价，鼓励种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主销地区建立紧密供销合作关系。通过参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增效益。农业赚钱的行业主要不是种养环节，而是加工和销售环节，遗憾的是目前粮农大多参与不到后面环节，也就分享不到其中的利益。故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加快建设一批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粮农紧密参与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引导农户以土地经营权、劳动力、资金、设施等要素，直接或间接入股龙头公司，探索“拨改投”“拨改股”，将财政补助资金形成的资产量化到小农户，作为小农户入股龙头公司的股份等不同联结模式，让粮农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。拓宽粮农多元就业创业渠道增收入。农户兼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必不可少的途径，欧美和日本农场主收入大部分来自地头生产以外的其他领域。应加强政策引导，鼓励工商社会资本和龙头公司发展一些适宜乡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，把产业链实体留在县域，将更多就业岗位留在乡村，吸纳农民就地就近就业，进一步拓宽农民收入来源。向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要效益。进一步推进工业化、城镇化，加速农民市民化步伐。只有通过工业化、城镇化才能减少农业内部劳动力，发展规模经营，提高农业效益。减少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造成的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出现巨大差别。通过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工程投入，提高农村医疗、教育、失业、养老、救济等社会保障标准，增加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，降低意外因素对粮农家庭收入的影响。强化乡村书记及班子建设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。为粮食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。通过乡村治理，改变目前婚丧嫁娶人情负担过重等问题。千方百计增加粮农财产性收入。粮农财产性收入是一块亟待开发的领域，也是粮农实现增收的一个重要板块。要通过明晰农村集体经济产权，增加粮农的共有资产收益；通过农村经营性用地入市，让粮农直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；通过推进闲置宅基地及房屋合理利用，增加农民的房产收益；通过发展农村金融市场，增加粮农投资理财收益。同时，制定优惠政策，鼓励农民创办实业，增加粮农的财产增值收益。目前，增加粮农财产性收入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破题，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加强政策制度设计和开展强势推进。  （张燕燕）